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西北边陲的武威郡，正午日头正好。

坊市的医馆中，皓首长髯的郎中正在朗声唱诵。身边的学徒一人提笔记录，另一人则忙着抓药。郎中取来包好的药材，交到焦急等待的妇人手中，细心叮嘱：“伤寒乃是重症，勿要疏忽大意。此药以酒送服，每天三次，好生照料吧。”妇人交了诊金，感恩戴德地携药去了。

这是一幅汉代市井间的寻常画面。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之时。现代人若回到汉代，也难免会担心，遇到疫病可该如何是好呢？

一、家门口的医者

所谓寻医问药，汉代百姓遇到疾病，自然也会想到找医生治疗。类似今天的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汉代的医生也有官医与私医两种。中国古代自先秦起就有医官系统，负责养疾问病。《管子》中就记载：“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躄徧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 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士人及以上的社会阶层。到了汉代，官医的体系有所扩展，晁错向汉文帝建议移民实边的时候就说，要给被迁移的百姓：“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这样才能使移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甚至在一些特殊时刻，比如某地出现大的疫情，平时深居宫中的太医也会被派去民间。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甚至身份低微如刑徒，有时也能有医疗保障。比如洛阳曾出土一块汉砖，上面文字写着：“右部无任勉刑颖川颖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永初元年六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 鬼薪是汉代刑徒的一种，因病就医不能去劳动，只是很遗憾最后没能治好。

官医的系统主要是覆盖从都城到郡县治所的各级中心城市，而且人数终归是比较有限的。对大多数汉代城乡百姓来说，日常见到的还是各类在民间行医的医生。有些医生居无定所，在各地游走。比如东汉末年著名的华佗：“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 又如汉成帝时的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 也有些医生会在城市里选择一处固定的地方，开设诊所悬壶济世。比如东汉时的桥玄，“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 ，朝廷高官也是要到住地附近的里舍就医的。甚至王莽时期还曾给开诊所的医生征收过营业税：“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除了医生，汉代城乡之中也有些人经营药材生意，百姓如有需要可往求购。例如东汉时的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

除了这些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概念的医生外，在汉代其实还有一类人，上到显贵下至百姓，在生病时也会求助于他们，这就是巫。在先秦乃至更早的上古时代，负责处理与自然、神明、时空等相关的事务的，都是巫。我们后来熟悉的史、医等职业，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进步逐渐从巫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的。汉代还处在这个分离的过程中，巫和医、卜等职业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一体的，前引晁错的上书中也讲“为置医巫，以救疾病”。所以我们在汉代的文献中也看到很多以“符水”之类的巫术治病的事例，最著名的莫过于汉末太平道的张角。甚至连传世的汉代医书中，也是针石药方和祝由方术皆有的。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就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六十病方》里也有祝由法：“仰屋左荣，以左手取其木若草蔡长尺，即禹步三，折置病者心上，因以左足徐踵之，男七女二七。” 脚踩禹步，手持草木放在患者胸口云云，巫术色彩明显。

专业的医生从巫中分离出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汉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民间确实还留存着比较浓厚的巫术传统。王充在《论衡》中就描述当时的情况：“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 世人将疾病归因于触犯鬼神，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局限了。再加上汉代从总体上来说，专业的医生数量还是严重不足的，而“街巷有巫，闾里有祝” ，巫医的数量却很多，这也导致了汉代百姓遇到疾病，求巫甚过求医的情况。

二、瘟疫中的自救

面对常见的呼吸或消化方面的病患，不管是求医还是求巫，汉代百姓多少还是有些应对的办法。但有一件事对汉代百姓来说，无异于巨大的灾难，那就是瘟疫。两汉时期疫病多发，400多年间仅前四史、《东观汉记》等文献中明确记载的瘟疫就有四五十次。 每次大瘟疫往往都是“天下疫疾”“民大疫死”，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也是生活在汉代的百姓面临的最大的生存挑战之一。作为汉代政府来说，疫情期间的救灾抗疫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工作，包括对灾区的减免赋税、赐给衣食、发放药品以及集中掩埋尸体等。此外，在汉人的观念里，这种大灾大疫往往被附会成上天对帝王将相的某种警示，所以皇帝自责、罢免丞相也属于当时应对瘟疫的一种官方手段。比如汉成帝时水旱灾害导致大疫，“遂册免宣曰：‘君为丞相，出入六年，……疾疫死者以万数，……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 ，皇帝表示自责，丞相薛宣也因此被罢免。不过，政府救灾抗疫的效率、效果，是与王朝的国力和统治能力直接相关的。国力鼎盛时效果或许好些，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对远离政治核心的地区来说，政府的救助往往远水难解近渴。面对疫情，汉代城乡的百姓还是要依靠自救的手段。

实事求是地说，在汉代的生产力和医疗条件下，等疫情真正爆发起来，普通百姓真正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不多的。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曾提到，他的家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的家族因为伤寒流行而大量死亡，这还是一个有一定家底和组织能力的家族，普通小家庭面对流行瘟疫的无力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汉代百姓对于疫情的防治，其实更倾向于事前的预防。

首先，汉代百姓对于卫生和疾病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里的卫生包括身体、饮食、生活环境等各种方面。比如汉人已经知道清洁身体的重要性，王充在《论衡》中就指出：“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 而正所谓病从口入，汉人也知道有些不洁的食物会导致人生病。例如张仲景曾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虫蚁叮咬过的水果和病死的牲畜都会传染疾病，是不能吃的。此外，汉代百姓也有一定的公共卫生意识，聚落之中的生活垃圾要集中堆放，并且要远离居住区。比如在陕西新丰遗址的考古过程中，就发现了“有多处直径5-10米，深3-5米的大脏土坑”，学者们认为这应该是专门“为倾倒垃圾的地区” 。

其次，汉代百姓对流行病的传播规律，其实也有一定的认识。《睡虎地秦简》当中有一篇关于“毒言”的爰书很有意思，大致是说公士甲带着一些人去找当地长官汇报，说同里的丙得了“毒言”，这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于是地方官就找丙讯问，丙回答说：“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馀岁时（迁）。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 即是说丙的外祖母的邻居丁得了毒言，后来被流放了。于是乡亲们就认为丙也可能有这种病，都疏远他，祭祀的时候也不和他共用一个酒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对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是有一定认识的，比如大家知道要有空间上的隔离，不能共用餐具等等。所以在处理一些集中爆发的瘟疫的时候，官方也往往将隔离病患作为重要的一个手段，例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大疫，皇帝就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即是专门设立的隔离区。

最后，也有很多百姓选择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于是我们在汉代城乡之间，就看到了各种以逐疫、辟邪为目的的活动。比如民间流行解除之法，《论衡》中记载说：“缘古逐疫之礼也。……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解除初礼，先设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宾客矣。先为宾客设膳，食已，驱以刃杖。” 大致是先用祭祀活动把鬼怪吸引过来，再暴力祛除。汉代的一些岁时节日的习俗中也体现了逐疫的愿景，比如三月三的上巳节：“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拔除去宿垢疢为大絜” ，通过洗浴的方式清洁身体，以求带走疫病等不洁的事物，有一定的原始巫术的痕迹。又如五月初五，五月份天气炎热，蛇虫众多，汉人称之为“恶月”，汉人认为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外邪入体，感染疾病，所以要“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佩戴五色线或在门前悬挂五色印、桃符等物。这些做法后来都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俗，但最早实际上是民间为了避瘟保健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文史君说

总之，如果一个现代人回到汉代，疾病可能确实是他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汉代百姓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多层次的应对体系。通过官私并存的医疗网络，从中央太医到闾里巫祝，构成了覆盖城乡的诊疗系统。对饮食洁净的重视、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病患隔离制度的雏形，这些做法都体现出汉代社会朴素的公共卫生观念，也是汉代百姓在时代条件的限制下，挣扎求存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这种努力依然有其时代的极限。当大疫来临时，巫术禳解仍是多数百姓的精神寄托，这种医巫交织的状态既反映了医疗资源的不足，也投射出早期医学发展的时代局限。但不管怎么说，在医药与巫术的共生中，汉代先民用有限的知识与无限的求生意志，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参考资料

田河：《武威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龙伯坚：《黄帝内经集解·素问》，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魏小丽：《疫疾与两汉社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书》《后汉书》等。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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