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6-4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从公交站台劝阻男子吸烟，到月经弄脏卧铺事件，在当下的公共场域中，不同新闻事件的女性当事人在网络上总是要经历多于常人的仇恨和暴力言论。很多时候，人们会提醒被针对者不要理会喷子，忽视那些死亡威胁和强奸幻想，甚至远离社交平台。但在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看来，这些要求是在让女性被迫噤声，其实质是政治话语控制权的斗争，它反映并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
在《被网暴的女性》一书中，索比拉杰深入分析了针对女性不同形式的网络暴力，从恐吓、人肉搜索到公开羞辱，这些暴力手段对女性在职业、经济和心理上造成了持续的伤害。索比拉杰认为，对参与公共讨论的女性的抵制并非在质疑她们的观点，而是针对她们的身份，这背后是对性别系统和厌女文化的一次次强化。她试图指出，当网暴成功地将女性赶出网络空间，社会民主也将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因此，制订结构性解决方案来预防和改善这种暴力是必不可少的。
巴基斯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巴铁”，是历史悠久的南亚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笼罩在战争与恐袭阴影之下的“落后地区”。但在这些印象之外，有关巴基斯坦真实在地生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灰色地带。
2023-2024年，旅行作者加书亚两次从印度河出发，探访巴基斯坦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自学南亚语言，与形形色色的本地人交谈、相处，也循着玄奘、法显等人留下的足迹，寻找文明交汇的遗产。全书分为“沿河而下”和“逆流而上”两部分，分别代表两条进入巴基斯坦的路径，前者沿印度河而下，是与丝绸之路的记忆紧密相连的“大陆时代”，后者从海洋进入，逆印度河而上，展现了与西方、海洋世界以及现代化有更多互动联系的“海洋时代”。在加书亚看来，自己终究无法穷尽印度河流域的所有地域，也无法真正懂得这个国家，但这并不代表旅行是徒劳的，它能让这片灰色地带变得清晰，甚至增添一抹色彩，旅行的收获往往在于其过程。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LLM）的大范围推广，语言不同而意思相同的技术词汇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涌现；从“夯爆了”、“抽象”到“尊嘟假嘟”、“包的”，社交网络和流行文化的瞬息万变也在无形之中不断制造新的语言。这些是否都在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它会将人类语言带往何处？
在《语言人》这本书中，学者克洛德·海然热大胆地提出判断：成倍增长的工业技术绝不会危害各种语言的丰富细腻的表达方式，因为人类语言表达跟科技本来就没有多大关系。他回到具体的使用场景，以不同语言对情绪与感受的表达为例，展现了人类语言的细腻和丰富多样：比如要表达“令人厌烦”或者“感到厌烦”，荷兰语说“碾盘套住了脖子”，匈牙利语说“尽力挣脱胳膊肘”，下喀尔巴阡山吉卜赛语说“跟自己的虱子说话”，摩洛哥阿拉伯语说“捕捉苍蝇”。在他看来，这些表达方式远远没有受到科技发展的威胁，而是在各自继续蓬勃发展。
克洛德·海然热是法兰西学院理论语言学讲座教授，通晓和调查研究多门语言，自称“语言情人”，已出版多部著作，主题涵盖汉语语法、法语史、语言政策、濒危语言的保护等。
梨园文化一直是清代北京的重要公共娱乐空间。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演员作为“人民艺术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里从事着纯粹的艺术活动，但越来越多史料却揭示出，在当时戏园文化与性爱或色情服务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了《戏外之戏》一书的出发点：士大夫和伶人在舞台之外是如何发展关系和互动的？伶人榜单为何会成为清代士人编织浪漫幻想、维护精神特权的工具？
本书作者是曾著有《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的性别文化研究者吴存存，她以《凤城品花记》《品花宝鉴》等梨园花谱、小说为样本，并结合文人笔记、日记、档案和戏曲史料，分析了清代北京的戏院文化与男风现象。在描摹社会图景的同时，吴存存指出，清代士人对伶人的“爱”，本质是消费和剥削，无论他们表示自己如何爱风雅重艺术，将自己与伶人的关系描述得多么浪漫；而伶人在此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动的、无自主选择权力的处境，后者常被偷换为伶人个体的道德缺陷。这呼应了标题“戏外之戏”的内涵，为我们理解清代社会生活背后的情爱观、性别观和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讨好型人格”这一名词随着心理学热在社会范围的扩散而变得广为人知，谈到“讨好型人格”，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回应，“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要学会如何不讨好”。但《讨好反应》一书否定了这样的要求，作者、临床心理学家英格丽德·克莱顿指出，讨好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被忽略的创伤反应，这一应激行为反而在人们的生命中起到了正面作用。
克莱顿认为，讨好反应背后的行为逻辑是：当我们无法反抗、无法逃离、无法麻木自己时，身体选择了最聪明的路径——顺从、迎合、讨好——以此换取安全。这意味着视角的转变，你并非“有病”，只是曾经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一套让你活下来的保护机制。更进一步，她提醒我们思考，当我们评判一个人的讨好行为时，是否理解了权力结构中那些无声的妥协？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鼓励讨好的环境之中？因此，疗愈不是消灭讨好反应，而是重新拿回选择权，拿回自由和真实的生活。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
男性的情感困境和男性气质危机在过去几年正愈发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家、《见树又见林》和《性别打结》的作者艾伦·G.约翰逊看来，这恰恰揭示了特权系统难以逃避的负面后果：当不平等的性别文化鼓励男性之间保持情感鸿沟，这导致了男性生命的贫瘠，为了努力成为“真正的男人”，他们伤害自己和彼此，压抑自己的人性，否认自己的需求，不向他人寻求帮助，并且常常忍受长期的恐惧、焦虑和孤独。即使人们以最不易察觉的方式提及男性特权，男性也会做出种种反应——过度敏感、愤怒、受伤等。
约翰逊进一步指出，特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意愿无关，而是嵌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产物——男性面临性别困境，异性恋者面临异性恋主义困境，同样地，白人也面临种族困境。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歧视影响的不只是权力关系中的弱势方，不论乐意与否，我们都卷入和体现了种种差异，年龄、性别、民族、阶级……社会正是在无数差异之上构成的，而差异是特权及压迫赖以建立的基础。意识到这一困境的普遍性，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开始。
在有关情感纠纷的新闻评论区，总是会看到这样的评论：“不要找林黛玉这样哭哭啼啼的女人结婚！”这激怒了身为UP主的张志浩，他马上做了一期题为《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的视频，迅速走红网络。在张志浩看来，社会舆论常常陷入一种“情绪稳定”崇拜，但事实上，情绪稳定不是冷漠，不是把别人变成工具的借口，更不是林黛玉的反面。
这段经历成为了张志浩研究《红楼梦》的开始。张志浩发现，相较于《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被频繁改编、二创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深厚学源反而给人一种压力和距离感——感觉处处是“标准答案”，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在他看来，这种仰视的姿态反而丢失了最为珍贵的视角，即通过文字感受人心的复杂与可贵。
在《红楼时代》一书中，张志浩从文本出发，聚焦《红楼梦》中的不同人物，以当代生活的视角重新展开解读：林黛玉的敢爱敢恨、独立思考才配得上称有敏感的情绪和心境，薛宝钗的外向背后隐藏着回避型人格，贾宝玉又如何在潜意识里叛逆了传统社会的性观念。换句话说，阅读《红楼梦》时，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作者写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
1926年10月22日，热爱考古和东方文物的瑞典王子（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欢迎大会上，学界领袖梁启超亲自朗读了一篇上万字的欢迎辞，详细梳理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也是在会上，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公布了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为什么选在这位贵宾的欢迎大会上公布这一消息？在清室退位、民国初兴，积贫积弱的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艰难转型的1926年，瑞典王子的来访又意味着什么？
日后在维基百科中，这段旅程只由一句话带过，但人们发现，王子留下了厚厚三大本相册，记录了他们在北京、山西等地遍访名胜、名人的经历。本书作者邹德怀在机缘巧合下拍得这部相册，他发现，王子的来访就像一架时光摄像机，真实而鲜活地记录下那个特殊的时代。从驱逐清帝后的紫禁城，到政治危机下的北京大学，再到古迹丰富的山西，王子踏足的每一处地点都处在时代变幻的十字路口，无不承载着古老中国经历变局之际的阵痛与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