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 tuzhuxi 202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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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末爆发的伊朗战争历时三个多月，进入停火谈判期。开战后不久，霍尔木兹海峡就被封锁，航运通行几乎终止，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战前每桶72美元一度攀升至接近130美元，全球能源市场经历了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一次波动。许多国家不仅陷入能源危机，而且面临更大的经济衰退风险。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大多数观察者把目光聚焦在战场态势、外交博弈、短期市场涨跌方面，但实体经济已经发生变化。最终，人们也会发现自己的朦胧感知得到印证：2026年的能源危机，将再次推动全球能源安全认知的迭代。
中东作为全球油气资源的核心地区，始终是现代工业文明能源认知的“试炼场”。每隔十多年，中东地区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地缘冲突，并形成一种极端的能源压力测试，暴露既有能源安全框架的缺陷，倒逼各国调整战略方向，重构能源政策体系。1973年的中东战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90年海湾战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2022年则俄乌冲突，则是2026年能源危机的伏笔，以及前置压力测试。2026年的伊朗战争，则完成了能源安全认知最新的升级，其影响之深远，恐将超过此前所有危机的总和。
一、中东冲突与能源认知的历史嬗变
过去几十年，中东能源危机，每次都会成为全球能源政策转向的催化剂。
1.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与“能源安全1.0”：海外来源多元化
1973年之前，西方工业国家长期沉浸在廉价石油的惯性认知里。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每桶2.7至3美元的区间，甚至低于瓶装饮用水的价格；大排量汽车、高耗能产业成为西方经济的标配。主流舆论认定中东石油将以稳定的低价，提供无限的供应。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为了支持对以色列作战，联合实施减产、禁运与提价，以定向向西方施压，结果，三个月内让油价上涨近四倍，每桶超过了11美元，直接终结了战后西方的黄金增长期。美国出现全国性的燃油供应短缺，加油站排起长队，工业生产陷入停滞，经济进入滞胀周期；日本作为油气对外依存度99%的经济体，重工业体系遭受了剧烈冲击，全国出现生活物资抢购潮，能源脆弱性暴露无遗。
正是这次危机，完成全球能源安全思维的第一次迭代：石油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化商品，而可以被“武器化”，用作地缘博弈工具的战略物资。保证油气供应被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发达经济体第一次清晰意识到，过度依赖中东单一产区存在巨大风险。由此，也催生了“能源安全1.0”版本的核心思路：追求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各国也立刻启动了非中东产区的布局：欧洲、美国加快北海、阿拉斯加的油田勘探开发，跨国石油公司大规模投资墨西哥、东南亚、西非的原油产能，所有政策的核心诉求非常明确——不要把所有供给都放在中东这一个篮子里，务必分散海外采购来源。
2. 1979年伊斯兰革命（第二次石油危机）与“能源安全2.0”：海外来源+本土自主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次年两伊战争打响，中东石油产量再次大幅下滑，油价较1973年危机之前上涨了13倍，攀升至每桶40美元，且数年维持在高位。连续的能源冲击，让各国意识到一个残酷现实：按照当时的节奏，把油气来源分散到全球，对中东的依赖仍然过高，中东动荡依然可以重创各国经济，同时，只要是海外油田，始终存在不可控的地缘风险。因此，不能再靠在全球多个地方买油的方式保障能源安全。
于是，能源安全升级到了“2.0”版本。各国政策重心从单纯的分散海外采购来源，转向发展本土自主供给：有资源禀赋的国家开始加大开发境内油气资源，努力摆脱对中东和海外产地的依赖——美国放开本土页岩油气勘探，英国、挪威加速推进北海油田产能建设，加拿大的阿尔伯塔油砂、澳大利亚的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也进入了商业化开发阶段。国际能源署（IEA）的90天战略石油储备机制也在这段时期全面落地。至此，能源安全思路完成了两层结构，即海外来源多元化加本土自主。
当然，发展本土化石能源，只适用于有天然储备的国家；对于没有储备的国家，例如日本，只能继续扩大海外来源的多元化，并在本土尝试核电、煤电（基于进口煤炭）及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其中，核电一度被寄予厚望：日本的核电发电量曾经达到全国总电力的30%，但2011年的福岛事故成了历史转折点，公众顾忌安全，开始强烈反对核电，监管大幅收紧，项目收缩，核电发电占比回落到10%。这也是后话了——日本、法国等个别国家在核电领域的努力，没有改变全球对油气的依赖。德国等国在过去十多二十年更毅然采取弃核路线。
从全球范围看，1979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石油约44%，天然气约18%，油气合计62%；
到2024年，同样的指标，石油约30%，天然气约24%，油气合计54%。世界仍然重度依赖油气能源，能源结构调整主要发生在石油与天然气两个品类之间，而伴随更多的经济体的崛起，全球油气总能量消耗反而上升了85%。
更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化加速的三十年。全球经济联动进一步加强，任何一个地方的能源短缺都可能向全球传导。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里，能源脆弱性反而有所提升。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供应一度紧张，但欧洲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对俄罗斯管道气的替代，构建了以美国天然气、中东石油为核心的供应体系，看似安稳。本质上，全球经济没有跳出“能源安全2.0”的框架，只是做了小修小补。主流舆论认为，俄乌战争毕竟是发生在欧洲边缘的局部事件，稍作调整，就足以应对能源风险。
直到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
二、“能源独立”范式被证伪，旧框架失效
1） 伊朗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影响
2026年2月伊朗战争爆发后，市场最初的反应，仍然是基于旧框架的判断：油价短期上涨，各国释放战略储备，冲突很快会结束，市场将回归常态。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拥有世界最强大海军的美国对夺回航道无能为力，伊朗在经济消耗战里占据上风，冲突正在进入长期化、常态化的状态。同时，世界感受到能源危机引发的粮食危机、供应链危机、经济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观察者的预期也随之改变：看来，旧框架有系统性的缺陷。
首先被证伪的，是美国页岩油革命以来建构十余年的“能源独立”叙事。美国已是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实现了油气净出口，一直把“能源独立”挂在嘴上，当做战略优势。战争爆发后，特朗普鼓吹美国不需要中东油气、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但阻止不了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从每加仑3美元上涨到5美元，柴油价格也创2022年以来新高。终端能源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通胀与物价，迫使美联储推迟降息周期。富裕中产家庭从AI概念股票的上涨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大部分普通民众因为油价上涨而苦不堪言，可负担性危机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放大。特朗普面对巨大的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不得不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结束战争。
美国本土能源价格上涨的事实，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逻辑：石油和天然气是高度连通的全球统一定价商品，本土生产能力只能保障供应不中断，却无法隔离全球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美国的市场化机制也决定了：油气企业是纯市场化主体，不会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国内供应能源，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油价必然同步上涨。在此机制上，要想影响价格，只有采用政府财政介入的方式（补贴）。因此，所谓的“能源独立”，只解决了“有没有油用”的基本问题，但无法解决“油价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生产及民生问题。
接着被证伪的，是“油气来源多元化等于能源安全”的传统认知。欧洲在俄乌冲突后，就已经实现油气来源的相对多元化；东亚国家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但天然气供应相对分散化，分布于中东、东南亚、北美、非洲等多个区域。但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由于石油和天然气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任何一个地方的供需变化都会通过定价机制传导至所有市场主体。更要命的是，许多国家的发电也依赖天然气，使得天然气价格上涨传导至电力价格及终端市场。结果，各国能源价格快速上升。欧洲TTF天然气价格一周内上涨55%，峰值单月涨幅达80%；德国、法国工业电价较战前上涨62%；东亚经济体中，日本拥有大量石油储备，政府也在积极补贴油价，但电力价格仍然上涨40%，此外还出现石脑油供应短缺，石化产业链上游原料价格翻倍的情况。韩国汽油价格峰值上涨近60%，甚至因塑料原料短缺出现日用品抢购。东南亚国家方面，工业天然气平均涨幅105%，零售石油涨幅34%，居民用电涨幅30%。许多地方出现工业停产、被迫回到疫情时期的限制出行和远程办公状态。
而本次危机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财政能力薄弱的油气进口型发展中经济体。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代表，这类经济体外汇储备规模有限，既无力承担油价上涨带来的进口成本激增，也不具备维持燃油价格补贴的财政能力，最终出现国内燃油价格翻倍、通胀率飙升、物流体系瘫痪、供应链坍塌、社会秩序动荡的局面。对这类经济体而言，能源安全的核心矛盾早已从能否获得供应，转变为能否承受价格波动。
相比之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受到影响较小的国家，由于煤电、核电、新能源等偏向本地定价的能源占比超过70%，使得居民电价仅上涨2.3%，工业电价上涨3.1%，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价格波动，保证了民生与供应链韧性。零售汽油价格虽然上涨，但由于国家的电气化程度高、公共基础设施发达，居民转向替代能源消费，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对可控。
2） “真相时刻”
伊朗战争让各国直观地看到：
1）油气来源再多元化，再自主化，也无法对冲系统性的价格波动风险——只要你还在使用油气，就无法逃脱全球定价体系的影响高比例本地定价能源的抗风险能力。
2）过去半个世纪的能源安全框架，始终在油气体系内寻找解决方案，所有政策设计都围绕保障供应可得性展开，却忽略了价格稳定性。而只要一个经济体的能源体系仍然以油气为中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全球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之下——而无论是本土生产，还是外部来源多元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真正的能源安全，不仅要保障供应稳定，更要构建价格安全屏障，最大限度降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本土经济的传导效应。
三、能源安全3.0：提高本地定价能源占比、应对能源价格波动
要隔离全球油气价格的波动传导，核心路径是提高“本地定价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所谓本地定价能源，是指：1）成本主要由本土生产要素决定，运营期燃料成本占比极低，甚至为零；2）初始建设成本固定，建成后成本长期锁定，可在未来几十年的运营周期内保持稳定；3）价格基本不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
本土开采的煤电、自主建设的核电、水电，以及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都属于这一类能源
当然，不同类型的本地定价能源，其本地定价程度有所不同。相互也存在优势短板差异：
煤炭的最大特征是供应稳定、成本可控的特征，本土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煤电实现基础负荷的价格稳定，是能源体系的重要压舱石。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自主产煤。但即便是进口煤炭，相比原油和天然气，煤炭有易于储备、运输约束低、全球供给来源更分散的特征，价格波动仍然显著小于油气。煤炭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碳排放与污染问题，在长期低碳转型趋势里，原本属于结构性退出的能源。但伊朗战争凸显了煤炭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地缘航道受阻时作为兜底能源的优势，未来，各国对煤炭非但不会放弃，反而会适度供给。当今，气候政治在全球范围边缘化，为了本国的能源安全，人们愿意回到煤炭。
核能是典型的本地定价能源，运营期的燃料成本只占发电成本的20%左右，几十年运营周期里成本高度稳定，低碳属性也十分突出。但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各种成因导致的核安全事故，包括地理环境（日本福岛事故）、战争场景下的脆弱性（在俄乌和伊朗战争里凸显）。几十年来，公众对核电反对声音不断抬升，使这种能源形式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推广。德国等欧洲国家走上弃核道路，思路是用风能及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替代核电。
水电建成后几乎没有燃料成本，发电成本极低，也是优质的本地定价能源；其局限性在于高度依赖水资源与地形条件，只有在有大江大河资源的国家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潜力。
相比之下，风电与光伏才是普适性最强的本地定价能源。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具备太阳能、风能的开发和运行条件，基本不存在资源禀赋门槛；在中国光伏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光伏成本快速下行（已低于煤电），电站建成后没有燃料成本，采购安装后可以完全的本地定价，同时，风电和光伏高度清洁，也符合减排目标。太阳能所存在的间歇性缺陷，可以通过不断发展的储能技术、特高压电网的建设逐步解决，因此是未来最具全球推广潜力的能源品类。
伊朗战争后，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突然变得“异常”清晰：不仅从产地，还要从品类上增加能源的多样性，减少对油气这个大宗商品品种的依赖，以提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韧性。
本地定价能源是其中的关键。从成本传导机制看，如果本地定价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达到70%，即使国际油价翻倍，对终端电价的影响往往可以控制在10%以内，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系统性冲击；反之，如果油气发电占比超过70%，国际油价翻倍将导致终端电价上涨50%以上，直接触发输入性通胀与经济衰退。
（作为比较，中国的一次能源总消费里，非油气能源占比超过70%；电力结构里，96%的电力不依靠油气，同时终端能源电气化率接近30%（欧美国家仅20%），应对国际油气价格波动的能力特别突出。）
上述逻辑也构成了“能源安全3.0”的核心：从过去聚焦供应安全，转向同时保障供应安全与价格安全，通过能源品类的多元化，降低油气在能源结构里的占比（包括一次能源及电力结构），提高本地定价能源的比重，从根本上隔离国际市场的价格传导。
至此，全球能源安全认知的三次迭代脉络已清晰可见：
1.0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核心目标是解决中东单一来源的定向断供风险。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定向禁运让各国意识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脆弱性，政策核心是推动海外供应来源多元化，布局西非、东南亚、北海、阿拉斯加等非中东产区，减少对单一产地的依赖，避免出现卡脖子情况。
2.0阶段（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核心目标是进一步解决海外供应的系统性地缘风险。1979年和1990年的两次连续冲击证明，中东仍然是油气供应的大头；海外产地再分散，也仍存在不可控风险。这时的政策核心转向“优先本土自主”：有资源禀赋的国家，开始大力加速本土油气规模化开发，落地跨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在油气体系内实现最大程度的自主可控，解决“被整体断供”的问题。有部分国家发展核电等本土替代能源（如日本），但在全球范围内，政策没有跳出“以油气为核心能源”的基本框架，调整都在油气内部完成。这段时期，也是全球化加速、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追求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之间，大多数国家选择了经济发展。到2020年代，全球对油气的依赖实际上高于四十年前，只不过来源比过去更加多样化。
3.0阶段（2026年伊朗战争后）：核心目标是解决全球油气价格的波动风险。2026年的危机证明，只要一个经济体仍然以油气为核心能源，哪怕实现了油气自主、来源多元，也无法躲避全球价格无差别传导的冲击，并对社会的生产、生活产生直接冲击。这时，唯一的应对策略变成了公共财政，而大多数国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能源问题处理不好，会导致生产与供应链坍塌、货币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动荡、甚至出现政治稳定性问题。后续的政策核心，是跳出油气框架，实现真正的能源品类的多元化：降低油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大规模发展煤电、核电、水电、风电、光伏等本地定价程度更高的能源，推动经济电气化，从“保障油气供应”升级为“保障能源成本的长期稳定”，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被价格波动反复收割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跳出旧框架的范式革命。
四、混合能源体系与新的全球秩序（“能源安全4.0”）
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习惯以以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能源问题。在他们眼里，“能源安全3.0”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问题，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全球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截至2026年，中国在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的全球占比分别为：工业硅97%、多晶硅95%、硅片97%、电池片90%、组件80%；风电整机产能占全球60%，关键零部件占比70%至80%，全产业链成本仅为欧美的四分之一。这一格局引发了欧美日对“新能源依赖”的担忧，认为如果依赖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将构成新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如在稀土上依赖中国一样。
这种看法在西方大有市场。欧洲为此纠结：是引进中国廉价的新能源技术，助力欧洲“再工业化”，还是宁愿放弃欧洲的“再工业化”，也要把中国的新能源拒之门外？
日本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宁愿进一步锁在在美国的化石燃料路径上，也担心依赖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风险”。
在现实世界里，所有的战略决策都面临风险，涉及到成本与风险的权衡——哪怕只是理论上的风险，哪怕只是解释、解读、诠释这种“风险”所需要的勇气和努力。
选择完全依赖油气的路径，意味着长期承担地缘冲突带来的断供风险、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以及持续的化石能源进口成本。
选择新能源作为油气补充的路径，意味着短期面临供应链集中的风险，但可获得二十至三十年的能源成本锁定。且如果欧美日有心，能够推动产业政策，扶持本土企业，长期来看，并非不可能逐步实现本土供应链的替代——哪怕只是部分替代。
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未将能源供应链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这与欧美国家在历史上长期把抢夺和主导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主线的思维，存在着文明级别的区别。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前路很清晰：新能源路径是风险更低、长期成本更优的选择。
而在现实世界里，新能源和油气也不是0或1的关系。具备最高韧性的能源安全体系，不可能是单一种类能源的独角戏，而是多种能源互补的混合结构，需要同时满足六个维度的要求：
一是具备一定规模的煤电作为基础负荷，保障极端场景下的供应稳定；
二是具备一定规模的核电作为稳定基荷，提供低碳可靠的电力供应；
三是保留适度的油气进口作为调峰与补充，满足化工、航空、航运等暂无法电气化领域的需求，并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这里要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油气仍然无法被替代。
四是大规模发展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提高一切非化石能源占比，锁定长期能源成本；
五是推动经济体系的高电气化，将交通、供暖、工业等领域的化石能源需求转化为电力需求，降低油气依赖。而且，从民生角度考虑，政府应该承担公共只能，大力发展基于电气的基础设施，让老百姓有可负担性的出行与生活选择。
六是实现核心能源技术、装备、电网与供应链的自主可控，避免外部依赖风险。
这可能是“能源安全4.0”的理想状态。混合性能源、供应链自主。
当前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接近这一模型的经济体。1）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电体系，煤炭自给率达95%以上；2）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在运及在建核电装机，3）三代核电技术实现完全自主；3）拥有全球30%的水电装机，水电开发技术全球领先；4）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全产业链完全自主，成本全球最低；5）拥有全球技术最领先的特高压电网，电气化程度位居全球前列；6）同时构建了多元化的油气进口体系，战略石油储备总量一骑绝尘，达到了IEA的标准。
当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散去，世界终将发现，能够同时实现煤电兜底、核电支撑、多能互补、全产业链自主的能源转型路径，正是中国已经探索了十余年的道路。这一体系，非一日建成，而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多次能源价格冲击后，逐步探索形成并打造的最具韧性的能源格局。
伊朗战争的历史悖论在于：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初始目标，是通过控制中东油气资源巩固石油美元体系，扩大美国油气出口优势，同时遏制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但战争的实际结果是，油气体系的脆弱性被充分暴露，各国加速推动能源转型，开始系统性规划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这一转型的技术、装备与供应链，绝大多数又来自中国。美国投入数万亿美元军费发动的这场战争，结果却用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了旧能源秩序的根本脆弱性，并为中国主导的新能源技术路线完成了全球范围的认知普及，将世界推向中国的模式、技术栈与产品。
历史的走向从来不以战争发起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个新的能源时代，提前完成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了成熟转型路径的中国，自然会站在新秩序的核心位置。
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