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2026·07·20
7月11日，美参议院南卡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因突发急病”去世。格雷厄姆以支持以色列、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干预，鼓吹对伊朗开战而著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哀悼，称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外界普遍认为，格雷厄姆正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在《外交政策》发文称，从表面看，打击伊朗标志着美以两国军事合作达到历史巅峰；但这正是联盟由盛转衰的拐点。支撑半个世纪亲密关系的政治共识、价值观认同与游说集团影响力，正因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民意逆转及以色列自身的右倾化而加速崩塌。从民主党进步派到MAGA孤立派，反以或疏以情绪正在两党边缘汇流。若美以联合对伊战争是“巅峰”，之后恐将经历漫长的下行。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The End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做到了他的前任们只能梦想的事：美以战斗机并肩飞越德黑兰上空，以色列军官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佛罗里达州总部。自戴维·本·古里安（译者注：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和首任总理）时代以来，以色列领导人一直在寻求获得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支持，希望以此确保本国永久存续。但谁也无法想象，双方的合作会达到如今这般程度。
然而，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以关系正处于巅峰；但换个角度看，它其实已进入不可逆转的衰落期。过去半个世纪里支撑所谓“美以特殊联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学支柱，已开始崩塌。以色列游说集团，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游说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等犹太社区组织，以及“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盟”（译者注：CUFI是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组织）等基督教锡安主义团体曾是国会山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然而，如此体系却在当今极度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开始动摇，起初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挑战，如今则日益面临“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联盟中新孤立主义派别的挑战。
公众舆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如今，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符合美国国家利益；首次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超过了对以色列人的同情。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持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这一点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随着美国日益去基督教化并变得更加多元化，以色列社会却变得更加传统主义，其公共文化也愈发封闭。无论在美国右翼还是左翼，反犹太主义也已开始从边缘渗透到政治主流，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对现状不满者——将其视为在民粹主义时代反建制立场的标志。
这些转变早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之前就已经全面展开。然而，紧随其后的以色列对加沙的摧毁、对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实施的封锁和饥饿政策，以及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定居者暴力——所有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了两年多——大大加速了这些趋势，引发了一场反以色列的强烈反弹，这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中无处不在的特征。如果美以两国对伊朗的联合战争确实构成了这一特殊联盟的顶峰，那么接下来等待的便是美以关系的衰落。
2026年3月8日，民众在纽约参加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空袭的抗议活动（图源：路透社）
美以关系的发展历史
美以“特殊联盟”并非一直如此“特殊”。虽然杜鲁门承认了以色列建国，但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对以色列态度明显冷淡，担心这会打乱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布局。肯尼迪打破了艾森豪威尔的武器禁运政策，成为首位向以色列提供美国武器的总统；尼克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顾问基辛格在1973年拯救了以色列，策划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援助空运（译者注：指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资的援助行动），从而避免了以色列在阿以战争中遭遇滑铁卢。尽管如此，当时的美以关系仍有局限。卡特、里根和老布什都懂得如何拒绝以色列领导人，有时言辞强硬得令人震惊，有时则以实际后果相威胁。他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几乎毫无畏惧，因为该集团当时的影响力与1990年代中期相比，只能算是“轻量级选手”。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更加趋同，而美以关系则不再受到美国广泛考虑全球大国均势所制约。双方发展出了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战略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strategic interests）。以色列在中东承担起了维护美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的执行者角色。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似乎进一步趋同。在美国媒体见风使舵的附和声下，美以领导人将两国的利益描绘成完全一致，并将他们的敌人——无论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al Qaeda），还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都视为同种激进恐怖主义的两面。这种战略利益的重叠，反过来又因普遍存在的价值观认同感而得到强化。在美国着手在海外推广民主之际，以色列领导人却大肆宣扬该国作为该地区唯一民主国家的独特性。
对于日益壮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而言，这是绝佳的施展空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能够在两党中为以色列争取到近乎一致的支持，而与其结盟的智库则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之间维持着“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机制。相比之下，巴勒斯坦权利倡导者却缺乏任何可比的运作机制，且与今天不同，当时鲜有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与此同时，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权力的抱怨，大多被归入阴谋论的边缘领域，在那里，极左与极右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且，随着“大屠杀纪念文化”（指纪念二战期间纳粹种族大屠杀历史）达到顶峰，被指控为反犹足以断送职业生涯。
打破华盛顿两党共识的，是亲以色列的右翼，而非亲巴勒斯坦的左翼。2015年是关键之年。那时，正如现在一样，焦点问题是伊朗。当奥巴马政府推动达成伊核协议时，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奥巴马发起了攻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投入了大约4000万美元用于游说反对该核协议。时任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未事先通知总统的情况下，邀请内塔尼亚胡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一种政治化的程序违规行为，也违反了基本礼仪。站在讲台后，内塔尼亚胡猛烈抨击奥巴马政府正在酝酿的协议，称其“只会让中东局势变得更糟”。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猛烈攻势未能阻止核协议的达成。相反，它摧毁了自己那层残存的“两党合作”假象。亲以色列团体很快开始公开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派别运作，尤其是当犹太社区组织抛弃了代表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观点的伪装，转而支持右翼大金主的优先事项时。特朗普的首个任期进一步加深了围绕以色列问题的党派两极分化。他采取了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偏右的鹰派亲以路线：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可以说，特朗普在疏远普通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亲巴勒斯坦活动家都要多。
2015年也是以色列发展轨迹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一场激烈选战中，内塔尼亚胡似乎变得更加激进。他摒弃了以色列右翼“负责任的成年人”的形象，转而采纳了全球范围内日益盛行的威权民粹主义风格。此前，内塔尼亚胡虽曾口头上支持与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此后却转向了公开的领土极端主义立场。2019年因腐败指控被起诉后，内塔尼亚胡为保住权力变得愈发不择手段。他与以色列政坛中最极端的势力结成选举联盟，不仅将准法西斯拉比梅尔·卡哈内（Meir Kahane）的追随者和强硬派弥赛亚定居者纳入主流，还赋予他们内阁部长职位。
去年12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在后者的佛罗里达俱乐部兼官邸马阿拉歌庄园会面（图源：纽约时报）
美国两党支持以色列的共识恐瓦解
在以色列本土民主倒退、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日益加深以及对加沙的封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几乎没有美国自由派人士能声称自己与以色列的自由派同行拥有共同价值观。与此同时，新一代进步派在成长过程中所认识的只有内塔尼亚胡治下的以色列。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多元化，许多人摒弃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治传统，倾向于对以色列抱有敌意，并且对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支柱的“大屠杀”元叙事毫无忠诚可言。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犹太人也开始质疑将支持以色列作为美国犹太人身份支柱的观念；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复兴中的反锡安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
最近，部分MAGA右翼人士也加入了进步派左翼的行列，共同反对美以关系。不过，两者的批评角度有所不同。在淹没部分年轻及网络右翼群体的反犹阴谋论泥潭之外，那些认同MAGA联盟中“克制”派系的人士，已开始呼吁重新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他们指责这两个盟友之间不存在——或者已经不再存在——共同利益，并认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施加了过大且不恰当的影响。他们主张大幅削减对昔日盟友的援助，将其作为华盛顿退出帝国式管理的一部分，并认为没有理由让与以色列的关系继续成为例外。
如果旧有的两党支持以色列的共识已经瓦解，那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边缘地带，一种新的反以色列共识正在形成。对于民主党人来说，2028年大选前的初选几乎肯定会成为对以色列问题的公投。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附加条件或终止援助，很可能在2028年扮演初选口号。在左翼阵营中，对以色列的敌意则是越激烈越好，因为它正迅速成为一项试金石，用以衡量其在其他进步关切议题上的可靠性。
在共和党内部，对以色列的支持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伊朗战争的后续发展。如果美国民众承受的经济和外交痛苦持续存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将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这种局面可能会增强新孤立主义者和克制派的力量，而他们的领军人物——至少目前如此——是副总统万斯。但如果他因伊朗事件而声誉受损，还有其他人物在幕后伺机而动，包括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尽管目前关于他竞选总统的传闻还只是流言。在右翼阵营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无论如何都将面临削减，这已成为MAGA阵营中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基本立场。
那么，这一切将把内塔尼亚胡置于何种境地？他已经开始将美国军事援助的最终削减包装成自己的提议，以此避免就一项以色列无力取胜的新援助方案展开政治斗争。内塔尼亚胡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让以色列完全摆脱对美国援助的依赖。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新右派政策研究机构）起草了一份提案，概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用联合武器技术合作取代当前向以色列提供购买美国军备折扣的模式——绝非回归冷战初期美国对以色列实施的武器禁运。
然而，内塔尼亚胡对这一特殊联盟终结后以色列的未来可能过于乐观。正因为他一直将这种联盟视为理所当然，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应为这种联盟的急剧衰落而负责。当他退出政坛时，以色列的处境将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本文作者
Joshua Leifer
《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著有《Tablets Shattered: The End of an American Jewish Century and the Future of Jewish Life》一书。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